一百多年前，准确地说是1902年2月，一名叫周树人的21岁的中国青年，怀着当时的知识青年惯有的报国之心，离开他的家乡浙江绍兴，远赴日本留学。在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两年日语之后，他进入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成为了这所学校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仙台唯一的中国留学生。他之所以选择西医专业，据说是因为他的父亲周伯宜三十来岁时患了一种水肿症状的疾病，中国的医生用各种在他看来古怪的药丸汤剂治疗三年，花了无数的钱却最终撒手人寰。此事给予姓周的后生很大的刺激，他希望出国学习与中国医术完全不同的西医，来疗救更多像他父亲一样患病却在中医治疗下无法痊愈的中国人。据后来担任过他的人体解剖学的讲师藤野严九郎回忆，周树人听说日语的能力一般，成绩平平。但即使这样，如果不出意外，他完全可以熬到毕业拿到文凭，回到中国应聘到某所西医医院里做一名体面的医生，以自己的医术为国家服务，在对无数同胞的病体施救中心满意足地终老一生。

　　这样的人生当然无懈可击。可是后来这名后生并没有走上从医的道路。据很多年后他回忆，在日本读书时的一天，在学校组织的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他看到了众多的“体格强壮”的中国人，面对日本人将中国同胞当做俄国间谍处死的场景，淡然围观，神情麻木。这件事对他的刺激远远超过父亲的死亡，他猛然感到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身体的疾病，乃是在于精神的委顿，可再好的医术也只能医治人的身体，而对人的精神完全束手无策。他知道了，要救中国国民于水火，要让中国强大，首先需要医治的并不是肌体，而是精神。

　　在仙台一年后，周树人毅然放弃了对西医的学习，离开了仙台回到东京，开始尝试从事另一门崭新的、合乎他的理想的职业。这门职业叫做文学。它远比医学要更玄妙，更依赖天赋和学养，操作起来几乎无迹可寻，成才的风险也要大得多，甚至是否能够糊口也不得而知。可是这位叫周树人的年轻人已经认定了这条路。他一意孤行，他义无反顾。

　　周树人先是于1907年筹办一种叫做《新生》的杂志，可因经费原因杂志并没有出刊。他和他的二弟只好另起炉灶，企图以翻译了部分东欧和俄国的短篇小说来卖钱，可惜最初的销量只有数十册。困窘之余他选择了回国从教以先挣一份薪水养活自己，然后利用业余时间来写作。直到1918年他的努力才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他在他参与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着一个疯子的口吻来抨击中国家族制度和旧礼教给人带来的禁锢与迫害。从那以后他的文学之路才开始变得畅达起来。

　　在之后的日子里，他陆续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杂文和论文，出版了一本又一本书；他建立起了莽原社、未名社等多个青年文学组织，创办新的文学杂志，引导许多有才华的青年人加入到写作的队伍之中；他发起成立了全国性的作家进步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且担任了左联的领导。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创作了近千万字的文学作品，至今为止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阿拉伯、世界语等50 多种文字在全世界传播，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家。

　　这个姓周的年轻人，就是后来被中国人尊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今天我在这里讲述他的故事，并不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人去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而是为了探讨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接下来我要继续讲，鲁迅一生的文学努力，改变了中国的什么？

　　综合关于鲁迅的种种研究，鲁迅的文学意义在于：他深刻揭露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人民为敌的政治势力的面目；他积极支持为了民族尊严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他尖锐揭示了中国人身上存在的国民劣根性，倡导以理性精神开启民智；他坚持文艺为人生的道路，对底层的民众给予深深的同情，深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用如椽巨笔，承担起“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历史责任。

　　鲁迅改变了中国。他以一己之力，通过阿Q、夏瑜、孔乙己、眉间尺等文学形象的塑造，通过大量如匕首如投枪的杂文，鼓舞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富强而奋斗，让当时的无数普通的中国人，迸发出了新的精神能量，义无返顾地参加到救国的队伍中。他领引着人们去发现中国，改造中国。他改变了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国自从有了鲁迅，就好像一家机器植入了具有强大功能的芯片，与原来的中国不一样了。接受鲁迅思想教育的人们，从此就有了独立的人格和怀疑的精神，有了成为现代人的可能。弘扬鲁迅精神的中国，从此有了新的灵魂，新的衡量尺度和视野。人们普遍认为，鲁迅是苦难深重、罪孽深重的中国历史给中国人民的伟大馈赠。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魂灵，鲁迅用一生的文学、文化实践与实绩，昭示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专制传统，反对国内外压迫，争取人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的历史方向，为中国和世界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具有永久魅力与价值的精神遗产。1940年，中国政治领袖毛泽东在他的作品《新民主主义论》中如此高度褒扬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